高陽公主和辯機故事

《新唐書》和《資治通鑒》中，高陽公主和《大唐西域記》執筆人高僧辯機的風月案，成為其遭受世人詬病的最大罪名：起因是與房遺直爭嗣，直接導致高陽公主和唐太宗疏遠。在這個時候御史又發現高陽公主和高僧辯機私情物證寶枕。太宗才知道高陽公主與和尚淫亂，于是震怒下旨賜死辯機，殺奴婢十余。在《資治通鑒》中故事更加完善豐滿，賜死又改為腰斬。從宋朝仁宗以后，高陽公主和辯機的不倫之戀成為鐵板釘釘的正史，也是高陽公主化為淫蕩史料形象的開始。

整個史料描述詳細，似乎證據確鑿。然而后代研究者發現，此史料前后矛盾，迷霧重重。首先較早成書的《舊唐書》根本沒有提及此事，宋太宗朝李昉撰寫的《太平御覽》中亦未高陽公主和辯機事，不知《新唐書》看到何種史料將此事編入史書。因為《新唐書》成書于宋仁宗時期，又因所增列傳多取材于本人的章奏或后人的追述，碑志石刻和各種雜史、筆記、小說都被采輯編入，故而這段史料來源較為可疑。

其次，《新唐書》中記載的高陽公主與太宗因此事父女失和，與《舊唐書》中記載矛盾較大?！杜f唐書》記載在房玄齡病重的時候，尚通過高陽公主對太宗上表，可見至少在唐太宗駕崩前，對高陽公主尚正常，公主沒有任何失寵的跡象。當時房玄齡一直在宮中治病，如果高陽公主已經因此事被太宗疏遠，那么太宗是不太可能這樣語重心長、心平氣和地和她對話而被起居郎記載。此事在永徽三年立的房玄齡墓碑上作為榮耀雕刻示人，可見至少在房玄齡死后近四年內高陽公主“丑行”暴露可能性較小，否則高陽公主斷難順利晉封長公主并刻上碑文。

再次，高陽公主和辯機事發地點與唐代高僧管理制度不符。辯機的草廬在高陽公主封地，因公主打獵與之相遇，兩者遂發生茍且之事。而事實上隋唐時僧侶管理十分嚴格，進出寺廟都有登記，無緣無故離寺不歸不被允許，因此辯機的行為在當時實為違法，不可能多日不歸而不被發現懲戒；何況辯機后來被選為玄奘的譯經大德，實為當時佛教界翹楚，更不可能無視嚴厲的寺廟管理制度隨便出入而無人關注不加追責。

最后，許敬宗為《瑜伽師地論》所作后序，乃唐太宗過目欽定，其文字肯定要考慮到太宗當時和之后的想法。如果辯機真與高陽公主有染，許敬宗必會知道，更不會在此文里詳細提到辯機。而在《大唐內典錄》和《續高僧傳·玄奘傳》中提及另一名大德道宣追懷往事，對辯機耿耿思念之情難以抑制。必須要說的是，“律宗”著重研習及傳持戒律，道宣是“律宗”的創始人，卻對辯機多有懷念，實在是與辯機“破戒”的形象形成巨大反差，讓人不得不懷疑辯機之死是否另有緣由。

事實上，高陽公主和辯機兩者之間的年齡差距可能在十歲以上。加之房家關系錯綜復雜，高陽公主如果確有數年此等行徑，那么作為婆婆的盧氏，作為姑嫂的韓王妃，作為弟弟的房遺則等都不會對其放任自流，任何一人都可以直接將實情上報太宗知曉。

相比較這種讓后人津津樂道的風月案，終貞觀、永徽兩朝，真正具有足夠殺傷力的罪名其實是史書里并未大肆描寫的短短一句話：高陽公主讓掖庭令陳玄運在禁宮之內伺候她向鬼神祈福問祥，并且推演星宿的排位。而此種行巫蠱、窺天象的舉動，在千年前的社會，不啻于謀大逆的同義詞，而這恐怕才是日后高陽公主被賜死的真正原因之一。然而盡管后來研究者對此事提出種種考證質疑，仍需進一步的證據才能重新定位《新唐書》里高陽公主的形象。